当前位置: > 大发888 >

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报告全文:《讲故事的人》

发布时间:70-01-01 08:00
2012年12月08日08:07 来源:国民网 手机看消息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,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,主题为“讲故事的人”(storyteller)。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,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,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。

  北京时光12月8日清晨,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取得者、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报告,主题为“讲故事的人”(storyteller)。以下为演讲全文。

  莫言:讲故事的人

  尊重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,女士们、先生们:

 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,我想在座的各位,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,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懂得。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,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。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惦念的人,我的母亲,你们永远无奈看到了。我获奖后,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彩,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。

  我母亲生于1922年,卒于1994年。她的骨灰,掩埋在村落东边的桃园里。去年,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,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徙到间隔村子更远的地方。掘开宅兆后,我们看到,棺木已经腐败,母亲的骨殖,已经与土壤混为一体。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,移到新的泉台里。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,我感到,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局部,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,就是对母亲的诉说。

 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。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,是提着家里独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翻开水。因为饥饿无力,失手将热水瓶打坏,我吓得要命,钻进草垛,一天没敢出来。薄暮的时候,我听到母亲召唤我的乳名。我从草垛里钻出来,以为会受到打骂,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,只是抚摩着我的头,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气。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,就是追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,看守麦田的人来了,捡麦穗的人纷纭逃跑,我母亲是小脚,跑不快,被抓住,那个身体高大的看守人?了她一个耳光。她摇摆着身材跌倒在地。看管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,吹着口哨扬长而去。我母亲嘴角流血,坐在地上,脸上那种失望的神情让我毕生难忘。多年之后,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在集市上与我相逢,我冲上去想找他报复,母亲拉住了我,安静地对我说:“儿子,那个打我的人,与这个老人,并不是一个人。”

 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,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,每人只有一碗。合法我们吃饺子时,一个乞讨的老人,来到了我们家门口。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,他却愤愤不平川说:“我是一个老人,你们吃饺子,却让我吃红薯干,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?”我气急败坏地说:“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回饺子,一人一小碗,连半饱都吃不了!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,你要就要,不要就滚!”母亲申斥了我,而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,倒进老人碗里。

  我最懊悔的一件事,就是随着母亲去卖白菜,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。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。当我放学回家时,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。母亲并没有骂我,只是微微地说:“儿子,你让娘丢了脸。”

  我十几岁时,母亲患了重大的肺病,饥饿,病痛,操劳,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窘境,看不到光亮和希望。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吉祥之感,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。每当我劳动归来,一进大门,就高喊母亲,听到她的回应,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,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,我就心惊胆颤,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。有一次,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。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。这时,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。她对我的哭很不满,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。母亲看透我的心理,她说:“孩子,你释怀,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,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,我是不会去的。”我生来相貌丑恶,村子里很多人当面讥笑我,学校里有几个性情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。我回家痛哭,母亲对我说:“儿子,你不丑。你不缺鼻子不缺眼,四肢健全,丑在哪里?而且,只要你心存仁慈,多做好事,即使是丑,也能变美。”后来我进入城市,有一些很有文明的人仍然在背地甚至当面嘲弄我的面貌,我想起了母亲的话,便平心静气地向他们报歉。

  我母亲不识字,但对识字的人非常敬佩。我们家生活艰苦,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,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请求,她老是会知足我。她是个勤奋的人,厌恶怠惰的孩子,但只有是我因为看书延误了干活,她素来没批驳过我。有一段时间,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。我偷偷地跑去听书,忘却了她调配给我的活儿。为此,母亲批评了我。晚上,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,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,起初她有些不耐心,因为在她心目中,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调、不务正业的人,从他们嘴里,冒不出什么好话来。但我复述的故事,匆匆地吸引了她。当前每逢集日,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,默认我去集上听书。为了回报母亲的恩惠,也为了向她夸耀我的记忆力,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,娓娓动听地讲给她听。

  很快的,我就不满意复陈述书人讲的故事了,我在复述的过程中,一直地添枝加叶。我会投我母亲所好,假造一些情节,有时候甚至转变故事的终局。我的听众,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,连我的姐姐,我的婶婶,我的奶奶,都成为我的听众。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,有时会忧心忡忡地,像是对我说,又像是喃喃自语:“儿啊,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?岂非要靠耍贫嘴吃饭吗?”我懂得母亲的担心,因为在村庄里,一个贫嘴的孩子,是招人腻烦的,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。我在小说《牛》里所写的那个由于话多被村里人讨厌的孩子,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。我母亲常常提示我少说话,她盼望我能做一个噤若寒蝉、平稳慷慨的孩子。但在我身上,却露出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谈话愿望,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,但我的说故事的才能,又带给了她愉悦,这使她陷入深深的抵触之中。

  俗话说“山河易改,天性难移”,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诲,但我并没改掉我爱好说话的本性,这使得我的名字“莫言”,很像对自己的讥讽。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,因为年幼体弱,干不了重活,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。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途经,看到昔日的同窗在校园里打打闹闹,我心中充斥凄凉,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--哪怕是一个孩子--分开群体后的苦楚。到了荒滩上,我把牛羊放开,让它们自己吃草。蓝天如海,草地无边无际,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,没有人的声音,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。我感到很孤单,很寂寞,心里空空荡荡。有时候,我躺在草地上,望着天上勤洋洋地飞舞着的白云,脑海里便显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像。我们那地方传播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。我空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,但她始终没有涌现。但有一次,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眼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,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。狐狸跑没了踪迹,我还在那里发抖。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,看着蔚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。有时候我会模拟着鸟儿的啼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,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。但鸟儿不理我,树也不理我。--许多年后,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,当年的许多理想,都被我写进了小说。良多人夸我想象力丰盛,有一些文学喜好者,愿望我能告知他们培育设想力的秘诀,对此,我只能报以苦笑。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:“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”,我童年辍学,饱受饥饿、孤独、无书可读之苦,但我因而也像我们的先辈作家沈从文那样,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。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据说书人评话,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。

       辍学之后,我混迹于成人之中,开始了“用耳朵阅读”的漫永生涯。二百多年前,我的家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巨大蠢才--蒲松龄,咱们村里的很多人,包含我,都是他的传人。我在群体劳动的田间地头,在出产队的牛棚马厩,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,甚至在摇摇摆摆地前进着的牛车上,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,历史传奇,逸事趣事,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天然环境、家族历史严密接洽在一起,使我发生了强烈的事实感。

 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货色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,我当时只是一个留恋故事的孩子,醉心肠聆听着人们的讲述。那时我是一个相对的有神论者,我信任万物都有灵性,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。我看到一只鸟会觉得它随时会变化成人,我碰到一个生疏人,也会猜忌他是一个动物变更而成。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,无边的胆怯便包抄了我,为了壮胆,我一边奔驰一边大声歌颂。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,嗓音沙哑,音调刺耳,我的歌唱,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。

 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,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,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伟大木材之间,甚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景致时,我懊丧地告诉她:什么都没看到,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。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,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欲望。

  1976年2月,我应征参军,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置的四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,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,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代。我必须承认,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宏大发展与提高,如果没有改造开放,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。

  在军营的单调生涯中,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维解放跟文学高潮,我从一个用耳朵凝听故事,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,开端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。起初的途径并不平坦,我那时并不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教训是文学的富矿,那时我认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,就是写好汉榜样,所以,只管也发表了多少篇作品,但文学价值很低。

  1984年秋,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在我的恩师有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领导下,我写出了《秋水》、《枯河》、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《红高粱》等一批中短篇小说。在《秋水》这篇小说里,第一次呈现了“高密东北乡”这个字眼,从此,就犹如一个到处浪荡的农夫有了一片土地,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落汉,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安身破命的场合。我必须否认,在创立我的文学领地“高密东北乡”的进程中,美国的威廉-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-马尔克斯给了我主要启示。我对他们的浏览并不当真,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放精力鼓励了我,使我清楚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本人的处所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谦卑让步,但在文学创作中,必需发号施令,一意孤行。

  我跟随在这两位巨匠身后两年,即意识到,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,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他们是两座炽热的火炉,而我是冰块,假如离他们太近,会被他们蒸发掉。依据我的领会,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,其基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类似之处。正所谓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所以,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,但只读过几页,我就明确了他们干了什么,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,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么干。我该干的事件实在很简略,大发娱乐大发888,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,讲自己的故事。我的方式,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平话人的方式,就是我的爷爷奶奶、村里的白叟们讲故事的方法。坦白地说,讲述的时候,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,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,兴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,我自己的故事,起初就是我的亲自阅历,譬如《枯河》中那个遭遇痛打的孩子,譬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那个从头至尾一言不发的孩子。

  我确实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,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。当然,个人的经历无论如许独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写进小说,小说必须虚构,必须想象。很多友人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是我最好的小说,对此我不反驳,也不认同,但我以为《透明的红萝卜》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、最象征深长的一部。那个浑身黝黑、存在超人的忍耐疼痛的能力和超人的感触能力的孩子,是我全体小说的灵魂,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,我写了很多的人物,但没有一个人物,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。或者可以说,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,总有一个领头的,这个缄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,他一言不发,但却有力地引导着不拘一格的人物,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,纵情地表演。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,讲完了自己的故事,就必须讲别人的故事。于是,我的亲人们的故事,我的村人们的故事,以及我从老人们口入耳到过的先人们的故事,就像听到聚集令的士兵一样,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。他们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,等候着我去写他们。我的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、姑姑、叔叔、妻子、女儿,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,还有许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,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。当然,我对他们,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置,使他们超出了他们本身,成为文学中的人物。

  我最新的小说《蛙》中,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。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,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,起初她还很耐心地答复发问,但很快便不胜其烦,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。姑姑确切是我写《蛙》时的模特,但小说中的姑姑,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地之别。小说中的姑姑跋扈专横,有时几乎像个女匪,现实中的姑姑和气豁达,是一个尺度的贤妻良母。现实中的姑姑暮年生活幸福圆满,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,身披黑袍,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。我感激姑姑的宽容,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赌气;我也十分敬仰我姑姑的理智,她正确地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庞杂关联。母亲去世后,我悲哀万分,决议写一部书献给她。这就是那本《丰乳肥臀》。因为胸有成竹,因为情感充盈,仅用了83天,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。

  在《丰乳肥臀》这本书里,大发娱乐大发888,我胡作非为地应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自经历有关的素材,但书中的母亲感情方面的经历,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。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,我写下了“献给母亲在天之灵”的话,但这本书,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,这是我傲慢的野心,就像我生机把小小的“高密东北乡”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。

      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点,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想发也都不尽雷同。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幻,譬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--譬如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。但无论是来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,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联合,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备赫然个性的,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范人物的、语言丰硕多彩、构造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。有必要特殊提及的是,在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中,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,并在书中表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我十分负疚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实在姓名,当然,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。在我的写作中,出现过屡次这样的景象,写作之初,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,希望能借此失掉一种亲热感,但作品实现之后,我想为他们更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,因此也产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,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,但同时又劝导他们不要认真。我父亲说:“他在《红高粱》中,第一句就说‘我父亲这个土匪种’,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?”

  我在写作《天堂蒜薹之歌》这类迫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,面对着的最大问题,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,而是这焚烧的豪情和恼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,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呈文。小说家是社会中人,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,但小说家在写作时,必须站在人的态度上,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。

  只有这样,文学才干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,关怀政治但大于政治。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巨生活,使我对人道有较为深入的了解。我晓得真正的英勇是什么,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。我知道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长短善恶准断定性的朦胧地带,而这片地带,恰是文学家发挥才干的辽阔天地。只要是正确地、活泼地描述了这个布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,也就必定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良文学的品德。

  呶呶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,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,不讲作品,我感到无从下嘴,所以还得请各位谅解。在我的早期作品中,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,是暗藏在文本当面的,但从《檀香刑》这部小说开始,我终于从后盾跳到了前台。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,目无读者,从这本书开始,我感到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,面对着许多听众,有声有色地讲述。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,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。我也曾踊跃地向西方的古代派小说学习,也曾经摆弄过各式各样的叙事名堂,但我终极回归了传统。

  当然,这种回归,不是情随事迁的回归,《檀香刑》和之后的小说,是继续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鉴戒了西方小说技巧的混合文本。小说范畴的所谓翻新,基础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。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本国小说技能的混合,也是小说与其余的艺术门类的混合,就像《檀香刑》是与民间戏曲的混杂,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、音乐、甚至杂技中吸取了养分一样。

  最后,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《生逝世疲劳》。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,据我所知,为翻译这个书名,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。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刻研讨,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浮浅,之所以以此为题,是因为我感到佛教的许多根本思惟,是真正的宇宙意识,人间中许多纷争,在佛家的眼里,是毫无意思的。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,显得十分可悲。当然,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,我写的还是人的运气与人的情绪,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,以及人为寻求幸福、保持自己的信心所做出的尽力与就义。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期潮流抗衡的蓝脸,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豪杰。这个人物的原型,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夫,我童年时,常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,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。给他拉车的,是一头瘸腿的毛驴,为他牵驴的,是他小脚的妻子。这个奇异的劳动组合,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,显得那么怪僻和分歧时宜,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,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,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期,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。事过多年,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,这个人物,这个画面,便浮当初我的脑海中。我知道,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,我早晚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,但始终到了2005年,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“六道循环”的壁画时,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准确方式。

 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引发了一些争议。起初,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,慢慢的,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,是一个与我息息相关的人。我犹如一个看戏人,看着众人的表演。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,也被掷上了石块、泼上了污水。我恐怕他被打垮,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,擦清洁身上的脏水,坦然地站在一边,对着众人说:对一个作家来说,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。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。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,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。我希望你们能耐烦地读一下我的书,当然,我没有资历逼迫你们读我的书。

 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,我也不冀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见解,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,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。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,更是如斯。

 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,但在今天这样的场所我必须说话,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。

 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,我仍是要给你们讲故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,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。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示,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。我看到有几位同学静静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假冒泪水。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,有一位同学,脸上没有一滴泪,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,也没有用手掩面。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,眼睛里吐露出惊奇或者是迷惑的神色。事后,我向老师讲演了这位同学的行动。为此,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忠告处罚。多年之后,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懊悔时,老师说,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,有十几个同学。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逝世,每当想起他,我就深感歉疚。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情理,那就是:当世人都哭时,应该许可有的人不哭。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,更应该容许有的人不哭,大发娱乐大发888

  我再讲一个故事:三十多年前,我还在军队工作。有一天晚上,我在办公室看书,有一位老主座排闼进来,看了一眼我对面的地位,自言自语道:“噢,没有人?”我随即站起来,高声说:“莫非我不是人吗?”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,为难而退。为此事,我怏怏不乐了许久,以为自己是个勇敢的斗士,但事过多年后,我却为此深感内疚。请答应我讲最后一个故事,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: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,为避一场狂风雨,躲进了一座破庙。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,一个个的火球,在庙门外滚来滚去,空中仿佛还有吱吱的龙叫声。众人都胆战心惊,面如土色。有一个人说:“我们八个人中,一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,谁干过坏事,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,省得让好人受到连累。”天然没有人乐意出去。又有人提议道:“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,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,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,就阐明谁干了坏事,那就请他出去接收处分。”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,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,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。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,他做作不愿出去,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。故事的结局我估量大家都猜到了--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,那座破庙轰然坍塌。

 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。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出色的故事,这些故事,让我深信真谛和正义是存在的。

  今后的岁月里,我将持续讲我的故事。

  谢谢大家!(起源:诺贝尔奖官网)


 

热门文章
最新文章
www.dafa888.com 版权所有 ©